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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，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后患无穷，不仅严重损害交通基础设施，大大缩短道路和桥梁的使用寿命，而且车辆超限超载运输时惯性大，会使车辆的安全性能有所降低，容易出现制动不灵或不及时等情况，影响交通环境中其他车辆或行人的安全。因此，在交通运输业十分繁忙的当下，治理超限超载几乎成了不少地方的一项常规性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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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海宁市组织开展的“百日攻坚”行动，可谓政府重视，组织严密，措施有力。6日凌晨的一次联合执法行动，短短几个小时就查获12辆百吨级别的超限超载货车，而且自10月10日行动开展以来，已累计处理超限超载车辆88辆，称得上战果颇丰，形势喜人。但是，治理超限超载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，若想仅靠一个“百日攻坚”行动就终结超限超载现象，恐怕很难实现。
超限超载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，在全国各地都存在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虽然各地治理超限超载大大小小的行动不少，效果却并不理想。更多的时候，管理部门和货运车主都是在“斗智斗勇”，上演着一场又一场“猫鼠游戏”。虽然在治理阶段超限超载现象或许有所收敛，但行动过后很容易反弹或回潮。最大的原因就在于，我们在治理超限超载现象时，眼睛只盯在超限超载车辆上，视野还不够开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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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根本上说，车辆超限超载是为了获取最大化利益，而这种行为危害到了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，当然应该进行严厉查处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，在货运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情况下，如果车主不超限超载一样有利可图、有钱可赚，那么还有谁愿意昼伏夜出并冒着可能被查处的风险去超限超载运输，与管理者上演“魔”“道”对抗的游戏呢？
如果理性地去分析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超限超载其实是车辆生产厂家对车辆“大吨小标”、由税费导致的车辆货运成本居高不下、行业竞争激烈、车主利欲熏心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因此，治理超限超载一定要有外向思维，要采取提高行业准入门槛、严格车辆出厂标准、优化政策降低车辆运营成本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路查治超这一招。否则，治理超限超载只能是一场劳神费力而事倍功半的持久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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